3 Q$ k( X- ]: Z$ K1955年授衔时，10名元帅平均年龄57.岁，朱德最大69岁，最小的林彪49岁；10名 , t w& x. B: ]% S' T* P. d, n
大将平均年龄51.7岁，最大的张云逸63岁，最小的许光达47岁；上将平均年龄47 * K' P+ s M, m3 r' T, t.7岁，最大的陶峙岳63岁，最小的肖华39岁；中将平均年龄45岁左右，最大的傅 3 K. i' L4 L8 P0 U连璋61岁，最小的刘西元、张池岳38岁；少将平均年龄43岁左右，最大的史可全 + X4 ?& k% e% y/ N63岁，最小的吴忠、徐斌34岁。 : k$ [8 G. ~2 _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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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人在江湖 于 2010-4-10 14:31 编辑 ) e v: V/ D B! Y3 t% W 2 g) ^" k$ u7 x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8 p$ x. X3 @! w$ H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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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年代初期，由高岗、饶漱石为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而组成的反党集团。 & i* S z/ |" v/ I# w
; m) \" B5 i/ l, Q/ n F 高岗、饶漱石都是２０年代加入中国g-c-d的老党员，建国前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１９５２年１１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１９５３年２月，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这之后，他们出于个人野心和权欲，互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在党中央酝酿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人事安排时，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岗、饶漱石以为他们篡夺权力的机会到了。在１９５３年６月—８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９月—１０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们散布流言蜚语，捏造所谓的“军党论”，鼓吹“党是军队创造的”；进行宗派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吹嘘自己。会后高岗还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公开向党要权要官。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利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在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严厉的警告，并提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对高、饶的反党罪行初步进行了清算。 4 Q0 M' s. D" h: B' `8 r! R2 t) b: k7 X, j5 r
１９５４年２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分别举行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但高岗、饶漱石毫不悔改，高岗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饶漱石也企图蒙混过关。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和全会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受到了全党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企图被彻底粉碎。 5 D1 D$ b* v1 u2 l0 S8 ^4 X.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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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年３月，中国g-c-d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同年４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 @, n3 H6 U: |% b; `; V+ O
% h7 a# w% T$ h3 }7 l- F X. Z* A9 R: f& Q$ |. j 跋扈大员高岗与投机高手饶漱石 9 U4 N1 z q/ v( j+ ^7 f* p - @0 b: X* j( b7 v v6 G G % S, ^ k. {* M9 @0 w高岗，陕西人，身材魁梧，满面麻子，人称高大麻子；饶漱石，江西人，中等单细的个头，清目秀眉，一望而知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知识分子；高岗行武出身，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做事很少顾忌，敢于冒险犯难，做什么事都是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饶漱石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为人处事讲究谨小慎微，三思而后行，生怕自己的真实想法被别人窥察；高岗私生活糜烂，讲究美食，爱好女色，跳舞、狩猎、打麻将，无所不会，无所不精，关于他的桃色新闻不断；饶漱石讲究洁身自好，除了工作、看书和思考外，几乎没有任何爱好，穿着朴素之至，甚至有同志称他为苦行僧。 4 f. E' i, u9 V3 a. a5 P7 W1 t5 x8 b& Y+ B. P3 U: r- k
高岗生活上的不检点，或者说是好色，有悠久历史了。还在延安时期，他就有这方面的毛病。他是中央西北局书记，和一个市的妇联主任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2 c: F. u3 b, K2 _# z# Y" s. i
8 r' Y+ b% O/ k! M: k# B8 [在延安时，由于就在党中央眼皮子底下，高岗私生活尽管放肆，但仍不能不有所收敛。到了东北，尤其是东北解放之后，高岗成了“东北王”，身边缺乏监督，他就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了。7 F( ?8 L, @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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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高岗在一个白俄女人那里睡了一夜，没有付钱。这个白俄女人实际是个暗娼，哪里肯白白奉献，第二天就打电话向高岗讨债。高岗当即一个电话打给东北局交际处，让他们给了这个白俄女人一笔可观的“交际费”，事情就这么摆平了。高岗还喜欢在家中举办宴会和舞会，宴会是政治性的，舞会则纯粹是寻欢作乐。他调北京后，一次郑重邀请周恩来总理参加他的家庭舞会，周恩来高高兴兴地去了。可是在舞场上，当周恩来看到昏暗的灯光下，高岗一边和女性开着不堪入耳的调情玩笑，一边同女性肆无忌惮地互相抚摸，举止粗俗，不堪入目，就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起身愤然退场，不辞而别不说，还气呼呼地对秘书说:“他的舞会，以后我再不参加!” 3 z7 P ~, g' }' H9 f . C8 z5 |9 E0 g# o D X$ B9 V+ m3 R9 |' m9 D3 k/ o5 e9 H “五马进京”，高岗“一马当先”7 V2 ~9 y% M7 S3 v
8 D) V9 j2 n, ?* i高岗与饶漱石从来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高岗在陕北与刘志丹打游击，饶漱石在上海从事白区地下工作和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期间，高岗在大西北主管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Z.F.工作，饶漱石则在华中新四军掌握大权。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高岗一直在东北领导解放区的后勤和根据地建设以及支援抗美援朝斗争，饶漱石则始终在华东战区奔忙。他们好像既没有历史渊源，也没有个人交往。- C( o5 M; g$ t- @ ~
4 _- i* w% E4 g( s9 m5 O更为奇怪的是，高饶结成同盟的主要目标是攻击刘少奇，但刘少奇是饶漱石在党内备受赏识的恩人，是他一手将饶漱石提拔起来，并长期委以重任的。历史就是这样充满疑团。要解开这些疑团，必须从1952年秋“五马进京”说起。 z+ \7 H. f. Q0 \: ~$ |$ C- x( N, l8 n- R* q
“五马进京”是1952年中国政坛的一件大事，他的倡议者就是后来遭到头马缠斗的刘少奇。 q5 }( W: ^: v* [$ u7 O8 b$ s- o) V/ k( x# B& M
1952年秋，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五大书记进京被委以重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n9 L' }0 b7 G+ K;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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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大书记之中，高岗最受器重。进京之前，他已经担任了中央人民Z.F.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建国初期，国家的主要经济职权集中在计委，因此国家计委直接受国家主席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仅看国家计委的组成人员，就可以掂出它的分量。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这些威名赫赫的大员都只是其中的一名委员。高岗在党内的地位也迅速窜至毛、刘、周、朱之后，是第五号人物。由于高岗进京的显赫地位和权力，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3 \! W- X: \( t6 p# b 9 y: @: i' m2 Q7 [, }' Q2 n高岗权倾一时，飞扬跋扈，除了毛泽东以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后来的中央常委)，高岗仅只是政治局委员。但是，高大麻子就敢吩咐手下通知刘、周到他那里开会。 6 ]$ I$ k. T9 C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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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饶进入“蜜月”阶段2 |9 L- h&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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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岗不一样，饶漱石跟毛泽东没有密切的交往，他常常感到势单力薄，没有靠山。党内只有刘少奇欣赏他，在许多场合称誉他为“优秀的青年革命家”。 * E# s! r( e( @# W9 i# M7 B 3 c: J. P2 |$ V0 r' x( S调进北京后，饶漱石身为组织部长，被人们戏称为“吏部尚书”。刘少奇分管中组部，对他很倚重。但饶漱石经过分析，认为政治大势对高岗有利，刘少奇失势的趋向越来越明显，现在不仅应该跟刘少奇保持距离，还要拉开与刘少奇的态度。由于他曾是刘少奇赏识的人，所以他认为自己反刘的态度应该更加强硬。于是，一些令刘少奇莫名其妙的事情出现了。后来，刘少奇说:“别人把枪架在我的脖子上，自己还不知道。”$ t+ ?/ ]: ?9 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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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底，饶漱石陪同刘少奇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会后又留下考察了一些工厂。回国上任后，他将整理成文的《苏联工厂考察报告》稿送给刘少奇审查。刘少奇让他拿给副部长安子文去看，让安决定分发名单。饶漱石大为不满，认为安子文是刘的人，必须拔去这颗眼中钉。饶漱石吩咐中组部印刷厂铅印了几十本《苏联工厂考察报告》，扣在手里不让安子文分发，借口是未经中央审查。刘少奇派人要，他置之不理。刘少奇亲自找他索取，他才勉强给了两本。% h" h( u" F: C* }, ^6 h.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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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中组部工作后，饶漱石与高岗进入“蜜月”阶段。高岗推荐的干部，饶漱石一概同意；高岗反对的干部，饶漱石一概排斥。 " y& O) g* U! L2 c3 s
# z8 i& h# N1 Q- n饶漱石公开说，“今后中组部要以原东北局的组织部为核心”。 " Z& ^- J* W. q6 b W4 s. B0 k5 q* G N# v. S, W高岗自杀前为饶漱石求情4 A" l, r: B3 |* [; p4 K
% ^9 q t8 |: \5 ^7 D1 X1953年的北京政坛，飞短流长，硝烟弥漫。这些异动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6 H( A% ]& r0 c c3 D- E5 p6 R4 w6 L) s M: p- [9 b
这年秋天，毛泽东生病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打电话给正在外地的高岗说:“我们大家都要劝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立即吩咐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撑起来。” , D4 h Y" f; t& J) ~ 8 D1 s" N6 l7 n* Y; H! O3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接到高岗里通外国、挟洋自重的证据。向毛泽东泄露这一情报的竟然是斯大林。. b$ { j' D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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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下决心粉碎高饶的反党联盟。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离京前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掀开了盖子。12月26日晚，毛泽东前往杭州时路过上海，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华东局领导同志谈了饶漱石的问题。 ) t/ t4 d7 g3 x* O. r# H
陈伯达百科名片 & a7 ~/ S7 D+ B/ K , s$ a8 C4 P! F& h陈伯达陈伯达（1904～1989）,原名陈建相，字仲顺，福建泉州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g-c-d。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 5 J/ q: u, \& ^8 b7 }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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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履历& R: J/ ?! o( E7 ]% T; r4 j3 I
3 U3 `: m3 u c$ A 在此期间有《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中共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g-c-d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当时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在中国g-c-d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１８年。1981年8月5日保外就医，1989年9月22日卒于北京。陈伯达曾有三任妻子，分别是：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6 q* u4 e. H8 X* y5 _# N*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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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品6 |7 Z( z- {( U+ F _# w6 U8 M
0 t/ Q7 x" o' d/ z y/ I ~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支笔”后，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陈伯达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文革”初他曾经是江青的亲密伙伴，后来又倒向林彪，成为林彪的“军师”，成为历史的罪人。当初他是如何成为毛泽东秘书，并一步步飞黄腾达的？ . U0 R4 S5 w& R; B, b ' u4 {& w# ?* }8 t5 j4 p$ v+ a) ~求学生活 2 j i3 g; q: \% ]5 m 陈伯达于1904年10月生于福建惠安县岭头村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15岁那年，陈伯达考入华侨富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在集美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后，17岁的陈伯达回到惠安老家当上小学教员，一年后到厦门小学任教。 ' e. U2 x/ f1 j/ }6 ]$ f3 @
担任小学老师时的陈伯达十分倾慕中国诗坛上的“新星”郭沫若，他一遍又一遍拜读郭沫若新出的诗集《女神》，还写信给郭沫若，大谈读了《女神》之后的感想。郭沫若给了他回信，使他兴高采烈。 ?$ ]& y& Z9 n1 I
1924年，陈伯达在中共早期党员、福建人张觉觉帮助下来到上海，一边在一家小报当记者，一边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在这所大学里，陈伯达受到了g-c-d人的熏陶，初步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 & p& M8 j: h! r' \( N8 Z
1925年春，陈伯达回到厦门。就在这年初春，还是文坛上无名小卒的陈伯达在当时颇负盛名的《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寒天》。这篇《寒天》竟然紧挨在鼎鼎大名的红学家俞平伯的文章旁边。写这篇小说的时候，陈伯达刚满20岁，以后他再也没有创作过小说。 ! V% |) \/ n; O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21岁的陈伯达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人介绍，参加了国民党。 + L1 n1 R* n1 h7 a1 _' s; E* A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首先在上海向g-c-d举起了屠刀，赵世炎、陈延年等一大批优秀的g-c-d人倒在蒋介石的枪口之下。就在这时，陈伯达由厦门来到上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陈伯达向中共组织提出，要求加入中国g-c-d。陈伯达在自己回忆往事的手稿中，是这样写他的入党经过：“我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g-c-d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g-c-d队伍中，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 P/ J. z+ u. Q G- W, ` d 陈伯达在1927年4月下旬加入中国g-c-d后，很难在上海立脚。他便奉党组织之命，跟随王明、李立山、罗亦农、王荷波等一批g-c-d人，一道坐船撤向武汉。到了武汉，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出版科科长。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是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蔡和森。不久，陈伯达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派他赴苏联学习。陈伯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分配在一年级二班。 - } E1 Z. d+ L$ [! K5 r7 M ( K" z" a8 Y5 a* d& o& H5 L
负责宣传 1 p3 s$ v. w4 P$ |7 i
1930年底，26岁的陈伯达回国。1931年春，陈伯达来到上海，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一到上海，陈伯达出乎意料，不但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班同学王明，还见到了校长米夫。尽管王明与陈伯达同岁，但当时王明已经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口气跟陈伯达谈话了。陈伯达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被王明派往天津，到中共顺直(即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务是负责出版、编辑一个刊物——《北方红旗》。 ! v/ ~! H0 {* m6 x3 ] 1931年4月8日，陈伯达由上海坐船抵达天津。这一天，中共顺直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化名王通的陈伯达，与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省委书记许兰芝以及刘宁一、刘亚雄(女)等，计15人一同陷入特务的魔掌。由于省委书记许兰芝的叛变，特务突破了全案。1931年9月4日，陈伯达与陈原道等人，从天津被押解到北平。陈伯达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服刑。1932年，陈伯达出狱。1933年初，党组织派他赴张家口到吉鸿昌部队工作。 : M% [3 w: W% n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次日，陈伯达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赶到北平，与李葆华、柯庆施等一道领导当时北平全市学生的总罢课，并负责执笔起草北平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 7 a- ^8 o& g# |$ p( V: Q 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改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部长、林枫任秘书长。自此，32岁的陈伯达因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而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地位。 2 x: h6 _4 u3 @9 A) ]8 [ 0 u+ N7 j1 K" B9 ~5 k, a- s! {% S$ v
奔赴延安 ( J1 z$ F7 T+ }5 k5 {& k6 l
1937年7月北平沦陷时，中央北方局任命林铁、陈伯达组成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北平三人委员会”，负责主持中共北平市委工作。同年8月初，陈伯达离开北平来到天津。天津在日军铁蹄之下，一片混乱。陈伯达期望着能有稍微安定的环境，可以继续他的著述，希望能够前往延安。中央北方局同意了陈伯达去延安的要求，指示他由天津坐船到青岛，然后西行。 5 D4 ^6 S1 @) n 陈伯达到延安时，正值陕北公学刚开始创办，需要教员。因陈伯达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便安排他到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可是陈伯达那一口闽南方言，实在让人难以听懂。他讲课时，要不断地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学生才能明白。与其说是讲课，倒不如说是“写课”。在陕北公学教了一阵书，陈伯达被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 ; H) D6 ]7 \+ a* X% `& y5 v0 \4 d 1938年5月5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共中央培养理论干部的院校，院长是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兼任。张闻天即洛甫，跟陈伯达很熟，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期同学。张闻天当即把陈伯达调到马列学院当教员。陈伯达在马列学院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也教历史和哲学。有一次开会，毛泽东来了。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陈伯达，但当时，毛泽东并未注意到陈伯达。 " P# A" i) ^1 }" I3 l! e6 c 教书毕竟非陈伯达所长，因为学员们纷纷反映听不懂他的话。常常出现这样的怪事：中国教员陈伯达给中国学员上大课，往往要带“翻译”，将他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于是，陈伯达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被任命为出版科科长。 ) u6 C3 P; N6 ]% {0 s) p
; f; Y) L4 T L% j" v 康生(1898一1975)山东诸城(今属胶南)人。1924年进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4月加入中国g-c-d，从事地下工作。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下半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参与上海中央特科领导工作。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被指定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主管工会、交通等。这一时期他拥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1933年临时中央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7月去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延安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1943年7月，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同志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由于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发现，使这一错误得以纠正。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给土改工作造成了损失。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他捏造罪名，打击迫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死。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公布他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 ~9 I m2 V( w- J3 H 3 n0 o6 f! |$ @" o3 t, W生平纪实" \5 k H& h! J! O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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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诸城(今属胶南)大台村人。1975年12月16日卒于北京。) x& q. x# U% Q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张裕先、张叔平、张耘、赵容。( F% X1 y7 c; k8 @( ^- M
1898年生于山东诸城，出身于富裕之家。幼年在其家设学馆读书。1 S# [$ G& D Q. }
1914年去青岛礼贤学校学习。 . I2 } ?5 j% a3 l0 Z; D 1917年中学毕业回家。" Q* V1 B, d& ~5 _
1917年秋天，因遭土匪抢劫，举家迁往诸城，入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6 }1 X' ~- Y* j0 q% ]1 w+ f
1918年结业后，在诸城高小任教。五四运动后接受新思想。 5 d7 d- B& X4 c" w. x, i% |$ s 1924年夏天到上海，进入实际由中国g-c-d主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9 {9 G! G) h6 J5 d
1925年加入中国g-c-d。随后参加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爆发后，任上海总工会干事。4 X: h2 h$ R& D3 H; N
192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曾任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6 z( ?% }( q. |5 J1 e 1927年初，调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 O/ O2 |/ F: u8 o- M1 @5 E. ?
1927年春夏之际， 蒋介石、 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康生转入中共地下工作。6 U7 M+ H1 |2 X8 g, M$ m
1928年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同年夏任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秋冬期间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 ! D" A9 d4 E5 S. V/ R* B- M+ q% s, d 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他积极支持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1931年1月，王明掌握中共中央实权后，他又取得王明的信任，升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 j8 B ^$ t4 r 193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移到江西苏区，另在上海设立中央局，康生留在上海工作。 7月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同年11月，他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非苏维埃中国革命的发展与中国g-c-d的工作》 的报告。 / ~! y2 R! O+ O6 O9 r3 \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缺席的情况下，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 u6 S- Z1 R3 _* T$ V 1935年11月，被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6 b. O( `, g; ]2 j+ R. L+ ~: u
1936年，他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开展“镇反肃托”运动，打击迫害了一些好的g-c-d员。 # A/ R6 C5 F5 A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康生随王明于11月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2月9日至14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康生与王明同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W" O( f. h, L& u% m" [
1938年1月1日，他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无中生有地说陈独秀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 拿日本津贴，造成很坏的后果。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 4 D1 p& `4 y4 n2 Y( P 1942年春，中国g-c-d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康生提出“整风——审干——肃反”的公式，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 ，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 V4 s! X, O8 N# e1 u/ h/ [& h% o 1945年4月，中共“七大”选举时，经做工作，大会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免去其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职务。4 Q8 [$ X* X, I B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康生参加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改会议。会后，他参加山东解放区的渤海区土改会议。11月25日，他在渤海土改会议上提出要改造渤海区党委和政权。这次会议错误地处分了当时渤海区党委和行署主要干部数人。 ; x% Z! J3 v) O3 }' B9 _$ z 194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康生任书记，30日，被推选为山东省Z.F.主席，4月2日，又兼任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6 X2 O4 J- M* \& J% F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生历任中央人民Z.F.委员、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和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出版委员会副主任、 增补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 L2 F: Y0 c6 r5 y4 @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打击迫害了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 X, G% p( h5 p 1969年，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 l/ o. I% k7 n0 F. p% H 1970年9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h L+ t9 t5 N1 q0 z
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4 Y4 i* u) X0 f' I2 C
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16日病故于北京。 ; u' Y q) k! Y$ z% ?( O. O “文化大革命”中，他直接参与了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其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干将之一。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打砸抢”，煽动武斗，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2 `1 N3 b: v: ^6 a% v4 S, P m 198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 V$ e8 G) ^2 N, T! c 在延安，康生最有特色的打扮是黑皮夹克，带墨镜，遛狗。前后四个保镖。! y; e7 T& K; B( v& p+ u" g* L5 V2 X
康生对文物的鉴赏比较有功底，在文革中客观地保留了大量文物。另外，他的书法、绘画水平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尤其善写章草。( q0 X- d% h9 c! l8 W
3 L% `' Y( }+ x6 i( W. @- \; B* Z5 S0 T, _' Y! V% E m" X0 L4 a 相关事件# b& q1 J$ d3 c, o
“革命”人生# Y! }6 j# f3 Z% l7 M/ P0 [
统一战线的提出 0 q( E( G) r; ]0 b2 h & ^0 _- n6 w& e. z 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明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步骤，强烈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把物件扩展到愿意抗日的除了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党派团体，提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具体纲领，推进中华民族反日运动，组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这个纲领后来经过宋庆龄等1779人联合签名公开发表，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作用也是非常大的。王明和康生当年一起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但他们日后的际遇却大不相同。 , q/ U% b9 r0 G “王明路线” - u i6 d* _7 S8 j 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 I9 r$ t/ {( E# u
“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主席给大家平反道歉。”杨尚昆接着说：“1947—19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 D1 n, `0 Y5 m# T6 N* d/ l- z4 p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主席，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1952年初，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惟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2 k! r; y- I+ a' i6 F6 k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 P/ w, Z N0 B' A0 m& n3 `; m. c% d8 x1 C3 W) x 轶事典故 # Q: O V: `: Y6 A; D! v& q t4 n1 G; b9 E
利用反修斗争取得毛泽东信任 # h3 j4 B& l) [1 U) J& V 2 h6 U- c* i3 b- Y& {6 h* B: i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 - [& H; p- L. ^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 J, z) c& Q4 {: g% @, T* K! y5 M 但是，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 M; y( U& e* ]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Z.F.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主席、中国g-c-d，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 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驳斥，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g-c-d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 \! A+ @ D& u$ v$ X& I8 @3 c- b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中国g-c-d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 ^6 h2 c# v8 Z r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1 T3 ]; F2 Y( a+ |+ l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2 q; }# N- Y1 [/ K. N, H4 w
康生作为中国Z.F.的观察员出席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领导人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对外，他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主席“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左”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时，也应当看到，康生的极“左”对毛主席晚年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C2 o" s6 H* D/ l
+ P: L% ~, o) J排斥王稼祥控制中联部 7 j, F' z9 R6 S# @3 J$ w
在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康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排斥和打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借以加强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识破了康生的极“左”思想，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对中联部的有关副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让康生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8 m( a0 @3 W# C$ m 1960—1961年，当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后来他了解到了苏联当年的农业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贯彻的以及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在遇到挫折时是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的材料，他认为承包责任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类似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他表示，中国应当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内忧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 % t7 e, F( f5 `# y" B* X8 h" ]$ }% y 1962年2月王稼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过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要斗得有理有利有节，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了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也没有认为信中有什么问题。 但是，1962年世界裁军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康生抓到了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6 X0 v; J. w+ r8 {+ }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康永和为副团长、王力为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9 p/ i, F4 b2 ? J 毛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这一下，康生认为机会来了，到处煽风点火，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给周恩来总理等写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对外政策引起的。他鼓动刘宁一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状。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刘宁一向毛主席历数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谓的“错误观点”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毛主席听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 v; l# n# f% E- r8 m# Y 在1962年8月举行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主席，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主席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中 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文革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把它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 d3 U! o2 ^" x5 x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了，随后中央决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由于对“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继续工作，以养病为名，彻底靠边站了。 ( K- K2 N1 k" Q/ U" h. Z8 g 5 Z" L+ H2 N% |1 F
打倒知情人重掌社会部 ; W: }. a- v; C 康生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 “左”的一套，中 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3 d) t; f+ c, e$ P* p1 N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康生对他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 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 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 E+ N% ? m! K# N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呼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去《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元老高崇民是该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大会批斗之后，又亲自在深夜打电话给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双双自杀身亡。19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他请示汇报。 & s2 r; H) b4 Q& L# T/ r; D$ I& o
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调查部发出了一个被造反派称之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这个指示除全面否定建国以来中央调查部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外，还点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的名，说他们是坏人。何长谦同志是混血儿，其外貌酷似“洋人”。40年代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关部门利用他的相貌特征，派他去沦陷区进行地下工作。长谦奉命潜入北平，建立情报网，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和敌伪政权的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奉命到南京开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安插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对南京解放后一举粉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网立了大功。长谦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国文字，是翻译界的权威。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论战文章和毛主席著作过程中，他都积极参与，负责定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文革中被康生点名后，造反派给何长谦编造了“八国特务”的罪名，把他抓进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于1974年夏死于狱中。生前没有能够看到为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结论。粉碎“四人帮”后，何长谦的弟弟何长青为其兄写了申诉材料，后来这份申诉材料转呈给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不久获悉，组织上已为长谦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长谦举行了悼念仪式。长谦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获得了自由。 0 X9 }" h4 g/ E; m1 y & D, b6 t6 X% }4 E! g草菅人命的“迫害狂” 9 K* q( N |0 \0 | 有人说，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 + J. o. o0 U; O" u; H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 P0 p" t; `8 _, D" y, p 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革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A, ~' }1 F5 C4 ]' F& _9 z% C$ W; j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于1966年7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了“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 ' `% i" a t& E+ t: \: u: Y u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仅仅王光美专案组就扣押了64人。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由此可见康生是如何丧心病狂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 , q( V7 W. T: K3 D$ \) q/ y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主席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过恩恩怨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 & Q* `6 O; [3 c9 L# ] 康生在文革期间迫害医务人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苏枚谋害案”。据资料记载，苏枚是曹轶欧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经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文革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1968年1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起来，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 A% G- u/ H) K* s4 j 此案为何又牵连到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呢？据介绍，苏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室，请他们派人来抢救。正在值班的内科大夫顾惜春急忙赶到政法干校，对苏枚进行抢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医院急救室，请医院的专家，包括王新德教授在内，继续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专家们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药自杀的可能性。最后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片，确诊为服安眠药中毒。康生见到诊断报告后蛮不讲理地“批示”说：“苏枚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杀。她胃里的安眠药片肯定是解剖时放进去的”，并勒令查办。这一下子，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竟被捕入狱，无辜坐牢达六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于当时是临时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的专家，会诊完说了诊断和治疗意见就离开了，这才逃脱了一劫。 5 A9 |7 W" T) Q& ?! w0 p; x" b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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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才气的“文盗” : A+ e ~9 ^: _3 w& s+ ]7 T 康生非等闲之辈，除了其革命资历之外，还在书画文艺方面，颇有一定的造诣。当年康生吹捧王明“左”倾路线时，几乎每月发表一篇文章。8 A- a2 z7 G. w9 q" V
康生精于鉴赏，书画尤见擅长，他常用“鲁赤水”名作画，意与“齐白石”并驾齐驱，又显示其“红”的一面。 4 C' z1 f; e f, U% n4 i5 P& @7 O: Z( j 1961年，中央重提双百方针，《人民日报》创办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宝晋斋法帖》，也请康生题写书名，颇见其书法功力。康生对《聊斋志异》版本颇有研究，曾用笔名写过考证文章，发表于《文学遗产增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此出版《聊斋志异》新版本。当时，党内高层“秀才”中，田家英是最有才气的一个，他对康生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也颇为敬佩。在田家英的藏品中，有一部明版《醒世恒言》，是康生的赠品。据专家考证，目前发现的明天启丁卯年刻本的《醒世恒言》，世间只有4部，其中两部分别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和日本吉川幸次郎处。另一部原藏大连图书馆，今已不见。康生拿到的这部，为衍庆堂39卷本共20册，估计为解放初期的敌伪收缴品。康生差人仔细将这本书每页托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他还仿写宋体木刻字，为该书补写70余处，约3600余字，可见其颇有造诣。这或许是康生在建国初“患病”的几年中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吧!% E. S9 g- \7 f( w9 {$ e
康生在收藏书画方面的爱好，几近于一种疯狂式的掠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康生常以借条的方式占有一些文物。1956年，故宫博物馆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后又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故宫博物馆不好入账，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 p5 n( p& O N1 \6 g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将京城有名的文物收藏家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等人名单开出，交给心腹，煽动红卫兵前去“抄家”，将这些名家的收藏全部集中到文物管理处，自己随后趁火打劫，巧取豪夺。康生多次跑到北京市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并已经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又脏又冷的书库，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挑书，就这样，71岁的老头子，嘴唇发紫了，鼻涕也流出来了，一个人竟挑了3个多小时。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抄家”行动，转而流入康生之手。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有1000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g: L( U8 }$ G1 G* M% w5 l
康生侵占这些图书文物，有时还象征性地付点钱。有一次，他在文物库房里发现宋拓汉石经，这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3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他从口袋里掏出10元钱，说：“这件东西我买了。”随后，他又看到了《腊梅三咏》，系黄庭坚真迹，极其名贵，又说：“这件东西给5元吧!”过了一会，他又看到宋画院仿赵干的《起蛟图》，爱不释手，但口袋里仅剩下一角钱，就厚着脸皮取走了。康生死后的1980年夏天，北京故宫后院的东宫举办了一次私人收藏品的内部展览会，展出了康生的收藏品，人们被康生的收藏吓呆了。当时，一位参观展览的日本友人说：“谁说你们中国没有百万富翁？康生不就是一个吗？” ! C/ L7 ?8 r! y) ~, G - t7 t4 s" i4 D" T+ {, p! G历史评价* N4 W s% u' O3 ^8 I! l' @" n# L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康生是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打、砸、抢”，煽动武斗，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1980年，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公布其罪行。 % c# A$ K1 \# n3 b( O& Z3 T1 M
康生对文物的鉴赏比较有功底，在文革中客观地保留了大量文物。另外，他的书法、绘画水平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尤其善写章草。 6 n6 O9 n9 f' N3 y* W# G* X) A( ] 康生从20年代末中央特科时期起，就一直是中共秘密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为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 z: {+ y9 t5 s8 s, g 康生是把江青从演艺界领到革命道路的领路人。作者: 人在江湖 时间: 2010-4-12 23:30 标题: [b]抗美援朝[/b]
本帖最后由 人在江湖 于 2010-4-12 23:33 编辑 " }% b) h. z; b9 P8 e* `, s. n; s3 g- S+ }* G; t: i5 f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是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的统称（多指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配合。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胜利结束。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回中国。10月25日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2 U3 v \4 Y+ k. C/ v1 R. v7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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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8 d" |+ S: U【抗美援朝】背景: [0 [* Q# D# O, e o# a; E- }. m9 O
7 U: ]6 {" N B朝鲜半岛的分裂0 z$ ^. p+ a4 D9 V3 A
1945年2月，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安排，朝鲜半岛由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共同托管；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鲜半岛获得解放，美国和苏联随即改变计划，商定以北纬38°为在朝鲜半岛接受日军投降的分界线（三八线）同时，苏联、美国两国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朝鲜半岛北、南半部，朝鲜半岛从此处于分裂状态。在美苏的各自支持下，朝鲜半岛南部于1948年8月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朝鲜半岛北部于1948年9月成立了以金日成为元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G: S$ `1 F7 T; V
1948年10月，苏联把朝鲜半岛北半部的行政权移交给朝鲜Z.F.，同年12月25日，苏军全部撤离朝鲜。 : [% _% G' I' z金日成欲武力统一朝鲜 $ i0 C: M: `, `0 T# o* D5 T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在军事上援助蒋介石，同时扶持南朝鲜、南越等政权，建立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h E( N/ F5 o0 K
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和韩国的驻军后，朝鲜Z.F.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1月底,斯大林同意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在4月10日至25日苏朝领导人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美国不进行干预 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金日成很自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3 p( g3 E7 Y' c7 B9 L- w# S4 s
5月13日,金日成秘访北京，通报了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毛泽东感到很意外,但还是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说,他曾设想等中国攻占了台湾后,朝鲜再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充分的支援。毛泽东的建议,金日成没有接受。在他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首肯给予援助,他此番到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而行。因此会谈刚一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所有问题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是可以想象的。朝鲜对中国封锁军事情报战争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朝鲜。 ) ~; P, T' u3 h: Y* |& z朝鲜人民军的南进与美国的干涉3 k- D5 ]* m% h( _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南进作战，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和利益，立即出兵干涉。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6月27日再度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进攻台湾。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交了动议案，授权组成联合国军队帮助韩国抵抗朝鲜军队的入侵。在苏联代表因抗议联合国拒绝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成员国而自1950年1月起缺席的情况下，动议以13对1（南斯拉夫投了反对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美国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韩国以“必要的援助”。联合国军以美军为主导，其他15个国家也派小部分军队参战。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南非与韩国国军均归驻日的美军远东军指挥，麦克阿瑟上将为美军远东军司令。7月5日美军参加了第一场对朝鲜的战役，公然干涉朝鲜内战。 + p* B% o5 Z. F) c# T 这时的朝鲜人民军正处于节节胜利，先后发动了汉城战役、铁原战役、大田战役和洛东江战役，占领了南朝鲜90%的地区和92%的人口，把李、美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的狭小地区。8月31日，又发动了釜山战役，先遣部队达到了北纬35度线上，但是此后战局处于胶着状态。 , M- k" H' z6 q6 x9 g3 K美军越过三八线、威胁中国安全 9 n& i/ o3 L' s- Q" Y( A2 G1 F; y ６月２８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Z.F.发表声明，强烈遣责美国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7月6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为非法，中国人民坚决反对。７月１０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在１４日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播及全国，形成第一个高潮。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及其他部队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后又调第9、第19兵团作为二线部队，分别集结于靠近津浦、陇海两铁路线的机动地区。, {3 d1 a6 Y R4 ]4 c0 u* |( ~6 b
9月15日，美军第10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严重，转入战略后退。9月30日，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麦克阿瑟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所以美国不顾中国Z.F.的多次警告，10月1日美军越过北纬38°线(简称“三八线”)，19日占领平壤，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并公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10月8日，朝鲜Z.F.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国根据朝鲜Z.F.的请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战争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仗，拉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 R( h% J) Y) I( z F+ I" N9 k& U/ u9 b. O2 ?/ l. `
+ A a- ?: P$ d5 f5 y【抗美援朝】原因: q; f G5 f- w. ?1 ]3 N
1、美军越过三八线入侵朝鲜、轰炸中国丹东地区，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安全。这是中国出兵朝鲜最主要的原因。 5 Q# B' a: K& u, Z8 @7 t 2、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对中国的国家统一进行武力干涉。& S/ u# H; s, ~9 E4 q/ s- j9 y
3、朝鲜Z.F.请求中国出兵援助。9 y& q t1 G! J. J* h3 V
4 ?! F% o6 i3 d4 k4 m 【抗美援朝】战争过程- {/ w! m5 x0 {8 o8 D& I$ d9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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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初期敌我双方武器数量对比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25日，揭开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r- h- \" k. S
从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其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有战役间隙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 }4 @$ d$ D5 c# D5 _8 j
! {* H6 i& c' D第一次战役: J" j! d/ z0 i9 x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在朝中边境及其附近地区，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当时被称为“李伪军”或“南朝鲜军”、“李承晚军”）突然发起的进攻战役。志愿军入朝后,在开进中发现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前进甚速，志愿军已来不及先敌占领预定防御地区，且“联合国军”尚未发现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以1个军的主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东线进行阻击，集中5个军另1个师于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共歼敌15000多人。 % F' z5 k3 C) a5 H& P 0 b" ^1 R+ S5 f* ]0 ]第二次战役 % R: r7 G8 k& f) u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对其突然发起反击的战役，是扭转朝鲜战局的一次战役。“联合国军”虽然已经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却估计志愿军参战只不过是为保卫边界。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形势图起旨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将“联合国军”诱至预定地区后，立即发起反击，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联合国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被迫弃平壤、元山，分从陆路、海路退至“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共歼敌36000多人。 + d9 `3 H* e/ k: V" M4 g' Y8 p + b+ Y: H4 f1 f0 ~3 B+ | _4 Z8 w第三次战役; w4 Y6 H. R. ]5 z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为打破美国Z.F.“先停火，后谈判”,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的阴谋，突破“三八线”，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进行的进攻战役。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占领汉城（现韩国首都首尔），并适时停止了战役追击。第三次战役共歼敌19000多人。. k8 X% k9 Q& `* B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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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核威胁 + e8 r# I. W3 d6 M# q o5 h) @ 1950年12月31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推进至三八线以南50英里处，汉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占领。# V" k- w9 N0 U7 |" X& R
杜鲁门Z.F.与联军前方指挥官麦克阿瑟的意见产生很多冲突。杜鲁门希望避免与中国或苏联产生直接冲突，不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则以军事上的胜利为优先，在朝鲜半岛的行动很多都未得到华府的首肯，有些甚至违背了华盛顿的决策。麦克阿瑟的行为在核武时代是非常危险的。麦克阿瑟提出过多次针对中国大陆的攻击，如大规模轰炸东北、动用原子弹轰炸东南沿海大城市以及邀请台湾军队参战等，都一一被杜鲁门驳回。4月11日，杜鲁门最终决定免除麦克阿瑟的最高司令官职务，由李奇微将军接任。这项命令是麦克阿瑟在无线电广播中与全世界民众一起知悉的，麦克阿瑟认为这是杜鲁门对他的羞辱。被解职以后的麦克阿瑟在全美受到数月英雄式的欢迎，但是这股热潮并未持续。 1 Q7 y9 G5 E( T* m0 `; R 2 p; R' \$ h+ [7 Z( F第四次战役/ B. t) R9 D( W3 X, ]# V' o9 N& B
是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制止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发动的攻势，争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进行反击准备，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防御战役。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主力转入休整。“联合国军”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便迅速补充人员、物资，调整部署，于1951年1月25日恢复攻势。志愿军立即由休整转入防御，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展开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战线顽强抗击,集中6个军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但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第二阶段，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遂在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抗击消耗“联合国军”。3月14日，中朝人民军队撤出汉城。麦克阿瑟同杜鲁门在侵朝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杜鲁门于4月11日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任命李奇微为“联合国军”总司令。4月21日,将“联合国军”扼制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虽有较大损失，但仍歼敌78000多人。. @' H+ W% A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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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战役及以后/ q! v/ ?( X* W: a: ?
是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挫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反击战。以进攻粉碎“联合国军”的侧后登陆计划，夺回战场主动权。志愿军由于第19、第3兵团的到达和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重返前线，兵力已居优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导方针，歼灭其有生力量，夺回战场主动权。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首先集中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直逼汉城；接着，志愿军又转移兵力于东线，后，中朝人民军队，向北转移，至6月10日，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第五次战役志愿军共歼敌8万多人。 1 n" K* I( I! n# k/ j* S; N/ b: \ 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Z.F.已认识到如将主要力量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则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上国内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决定转入战略防御，准备以实力为基础,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6月初，美国Z.F.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表示。中朝方面,经过五次战役,也深感在技术装备上，中朝人民军队仍处于劣势。在现有武器装备条件下，要想在短时间内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困难的。鉴于美国已表示愿意谈判，于1951年6月中旬，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在军事上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据此，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由运动战为主转变为阵地战为主，由军事斗争为主转变为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双管齐下”。在作战指导上，还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的方针。! O2 a, s6 a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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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 * ^/ a; @- {6 I7 Z0 l& H 从1951年6月11日～1953年7月27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其特点是：军事行动与停战谈判密切配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斗争尖锐复杂；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战争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谋求于自己更有利的地位。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从此，战争出现长达两年多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 m4 J4 K4 u) s" v" s
反“绞杀战”示意图1951年7月26日,停战谈判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竟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朝中方面就范。8月中旬～10月下旬，“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连续发动了夏、秋季局部攻势。并从8月开始,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1年8月18日至10月22日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展开，依托野战工事抗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局部进攻的作战。在此期间,中朝人民军队为配合停战谈判,还进行了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方面，于11月27日同朝中方面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H) ~. t) C7 b! X- d# y- W p
1952年春，“联合国军”方面为扣留朝中战俘，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反对中朝方面提出的全部遣返的主张，使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此时，“联合国军”接受了发动夏、秋季局部攻势受挫的教训，采取以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和空军的破坏活动，维持其防线和配合其谈判。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1年12月至1952年8月,利用战场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机，为稳固防守阵地，坚守战线，消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有生力量所进行的作战。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建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体系。从由带机动性质的积极防御，转为带坚守性质的积极防御；由主要用于坚守战线、消耗敌人的阵地防御，逐渐转向以歼灭敌人为主的阵地进攻。随着阵地的不断巩固，中朝人民军队在打小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袭击和伏击“联合国军”，抢占中间地带，夺取其突出的前沿阵地和支撑点，并逐渐扩大作战规模。 # @' c$ w# U& _3 z 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在沿“三八线”附近地区的整个战线上，有选择地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阵地实施的具有战役规模的进攻作战。1952年秋，中朝人民军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线进行具有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作战，攻占了“联合国军”许多营以下阵地。接着在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上甘岭战役中，粉碎了“联合国军”发动的“金化攻势”。1 ~5 y Q. p* |& V" k
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2年12月至1953年4月，为粉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企图而进行的备战活动。“联合国军”被迫放弃进行军事冒险计划，于4月26日同朝中方面恢复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 . _* F$ r8 B8 ` 为促进停战实现，与人民军一起，发起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从5月中旬开始，先后对“联合国军”进行三次不同规模的进攻。经第一、第二次进攻作战，迫使“联合国军”方面作出妥协。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韩国当局声称要“单独干”、“北进”，中朝人民军队为实现有效的停战和停战后处于更有利地位，决定给韩国军以打击，于7月中旬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第三次进攻作战,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朝中方面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A4 R! r- E1 K, ]2 a
彭德怀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美国没有取胜的条约上签字的将军。 7 W3 P/ G; r) S) [" I3 g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 E+ K/ z' M, A2 }, V5 c* }& E1 U! Y5 {! F
未公开的第六次战役% R0 J. d- O: G" F
目前，我军战史都有一致的结论：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过五次战役。后来有消息披露，中朝方面曾策划过第六次战役，但没有实施。$ k v' j0 ]0 J$ q' {
笔者认为，这个“第六次战役”实质上实施过，就是1951年夏季、秋季防御作战。& ~% D* I( e" o. L( e; U! k
1951年夏季、秋季防御作战，从几个方面看，都应当是战役级别的交战，甚至可以认为是第五次战役后的双方第二次战略决战。- l' O3 C2 Q4 B) \& W
从交战地域看，战场从东到西沿三八线展开，横贯朝鲜半岛；从双方动用兵力看，联合国军动用了14个师，中朝军队动用了人民军3个军团、志愿军6个军。双方动用的兵力，非常接近第四次战役的水平。从交战的损失看，更应当是战役级别的损失。中朝方面称，联合国军损失16万人，推进了2-9公里；美国方面称，消灭g-c-d军队23万多人。就双方宣称的歼敌数字看，也是大大超过了前五次战役。从交战的结果看，1951年之后，双方战线基本稳定，奠定了停战谈判的基础。6 F6 z$ b6 ]6 s1 W* n w
如果说，上甘岭战役可以称为“战役”的话，1951年夏秋季的战斗没有理由不称为“战役”。但是我国军史没有给以“战役”的定性，我认为，由于是联合国军主动发起的全线进攻，我军基本上全线处于守势，只是在防御间隙穿插了战术反击，因此，不愿意过分渲染。# P6 C' L U& u9 d
其实也完全没必要计较什么先后手。从实际效果看，1951年夏秋季的战斗无疑也中朝军队的大胜。 0 V2 N: Q) Z2 s/ K, q1 w; M 从美国和西方的相关资料看，1951年夏秋季之前的战斗记载的非常详细，其后就开始模糊了，1952年之后的战斗，根本就不提了。比如，李奇微的《朝鲜战争》，对于这一时期的交战只提到了“血岭”和“伤心岭”，其他书籍中的记载也是大致如此。这实际反映了自那以后，联合国军再次陷入了被动。如果说第五次战役是双方战场态势的转折点，那么，1951年夏秋季战斗可以认为的实力消长的又一个分水岭。 ; }& B% u0 Q8 r) L, } 关于中朝方面的歼敌数字，笔者起初也是不太相信，后来看到美国人撰写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中介绍，“据统计，这一时期，特别是9、10月两个月内，联合国军共有6万人伤亡，其中美国人占2.2万人以上。”我才开始相信。书中还记载了几个美国师的损失，美2师3700人，骑1师2900人，“第3师于9月28日至10月6日期间，在铁原正西三角地带的血战中也付出了死伤500多人的代价，只拿下几个小山包”，就这些伤亡数字看，要比前几次战役中美国承认的损失大的多。 / l; `) |+ @& Z6 M N$ h; j 可见这期间联合国军的损失的确是非常大，月平均2-3万人，4个月下来应当在10万（毙伤俘）上下是没问题的。 3 ]" _. X& b7 z+ x 至于中朝方面的损失，美国方面宣称23万有点离谱，这相当于中国志愿军6、7个军！日本人撰写的《朝鲜战争》给出了美国人的计算方法。 ; W8 z% h! z2 N! d5 w% n6 \4 l1 s “……山上遗弃了５５０多具尸体和很多的弹药、粮食。美第２师估计，北朝鲜军仅在血染岭遭受的损失就在１．５万人以上。但不清楚其计算的根据，美国公开史料也注记说：‘这种估计是熟练军官推断的，可能与实际数字有相当的差别’。…….在８月１８日到９月５日攻击血染岭的３周时间内，联合国军所受的损失实际是战死３２６人，负伤２０３２人，失踪４１４人，共计２７７２人。” ; I3 ~* A0 O8 l v 从朝鲜人民军战士的550多具遗体推算出1.5万人的损失！ : e5 {9 k3 B* _' } “……北朝鲜军遭受的损失好象是极为巨大，估计北朝鲜第６师、第１２师、第１３师和中国第２０４师的损失达2.5万人（确认遗体，１４７３具，估计死者８３８９人，负伤者１４２０４人）……”% K* Z8 h4 U$ y& f4 j
从1473具中朝战士的遗体推算出2.5万人的损失，显然也属于“这种估计是熟练军官推断的，可能与实际数字有相当的差别”。5 I& B: V; E* G) z3 I
日本战史研究人员指出：“…..也许是从联合国军的损失倒着算出来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战场上遭受巨大损失的部队报告总是说给与敌人的杀伤比己方还要大的例子不是没有的，特别是多发生自己打得不好的情况之下。” - b* M: H* q7 {3 J 第三方的评论应该是客观的吧，尤其是亲美的第三方。 5 l- u& b7 `( ?4 p# ^) c6 } 据国内有关资料介绍，在1951年夏秋战斗中，中朝军队伤亡在9万多人，损失也是非常大，但是考虑到联合国军在空军、炮兵和装甲兵上的优势，这样的战果是可以接受的。: }) N5 e5 ?% s: |) f
我们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时，往往多关注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实际上在1951年夏秋，苏制装备逐步到位的中朝军队在防御战中再次彻底扭转了战局。- |% ^; P" G) V" G$ R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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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伟人致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